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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

            Date Added:2015-03-31 Views: 來源:

               由于一些歷史和現實的原因,近年來我國法律在賦予公眾參與管理公共事務權利方面一直比較謹慎,環保公眾參與的廣度和深度都先天不足。

                隨著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和修復工作逐步展開,其更隱蔽、更復雜、危害更大、治理周期更長的特點迫切呼喚我國在構建現代國家治理結構的過程中,以更大魄力賦予公民更廣泛深入的知情權、監督權和參與權,認識并為自身的環境利益奮斗。

                傳統監管力量已經不堪重負

                根據國外經驗,土壤地下水情況與常規的水、氣、固廢有較大不同,而且更為復雜,所需監管執法人員只多不少

                我國環境法律法規和環境標準的覆蓋面和嚴格程度不比發達國家遜色多少,但監管執法一直是老大難。

                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環保局為例,余杭區環保局現有在編人員162人、聘用協管員126人,擁有5個基層環保所,監管力量、執法裝備和人員業務能力全省最強。但環境執法人員人均全年累計工作348個工作日以上(法定為250天)。

                余杭區環保局臨平環境監察所管轄區內有企業8207家、個體工商戶1.5萬多戶,僅規模以上企業就有342家。監察所負責人表示,全所一半以上精力用于處理信訪,監管企業就只能“抓重點”。

                “兩高”司法解釋出臺后,環保工作者還面臨失職和瀆職風險。杭州、金華、臺州等地已出現環保業務骨干流失現象。

                在環境污染過程中,政府、企業、公眾三方,公眾受害最重,有最高的環保積極性,卻沒有被善用。近年來,民間團體不斷表達參與環保的熱情和訴求,可是這股激流雖然些許促進了對環境違法的懲處,卻也給政府和環保部門帶來巨大壓力。在污染防治的戰場上,政府部門與公眾沒能形成統一戰線,有時還彼此消耗。

                業內預計,《土壤污染防治法》將于2017年~2018年出臺。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已明確要建立土壤調查、監測、評估和修復制度,地下水污染防治體系也正逐步構建。

                然而,新法新規都需要監管執法來落實。根據國外經驗,土壤地下水情況與常規的水、氣、固廢有較大不同,而且更為復雜,所需監管執法人員只多不少。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四中全會以來,隨著國家生態環保要求大幅提升,日常監管和執法能力不足、基層環保工作壓力大等問題已經非常明顯,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和修復管理恐會更加捉襟見肘。

                讓公眾參與的路多些寬些

                鼓勵并保障公眾參與環境監督,為公眾參與提供便利條件

                “污染源那么多,親力親為跑斷腿也盯不過來,而且如果不具備全面的專業知識,很容易受蒙蔽。不發動社會和群眾的力量,不購買專業環保服務,肯定不行。”中環循(北京)環境技術中心總工程師李東明認為,污染防治之戰應該是人民戰爭。

                那么,如何讓公眾積極有效參與進來呢?

                首先,應該保護和認可群眾監督污染的行為,把他們的熱情和動力變成監管部門的觸手。如去年由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和中國環保新聞文化藝術委員會合力推出、獲得有關部門認可和支持的信息化服務平臺,綠俠——《環保隨手拍》APP,實現了拍攝后實時傳輸、準確顯示地理信息、屏蔽虛假惡意舉報等功能。

                本來是帶有更多環境文化性質的隨手拍活動,卻發揮了不小的監管實效,其中不乏啟示:隨手拍能不能發展成一種制度化的群眾監督,由相對固定的部門或專人負責收集、管理和答復?經過知識普及和技能訓練,公眾是否可能提供更高質量、更有針對性,甚至是能直接作為司法證據的影像和視頻?只有廣大的公眾都參與進來,環境監管部門才可能集中精力監管那些隱蔽性更強的污染行為,而隱蔽性強正是土壤地下水污染的特點。

                其次,應該允許和鼓勵群眾依法自發組織起來,以便有能力對專業的環境問題提出看法和意見。環境問題專業性強,橫跨領域也多,有時候公眾參與走形式缺誠意,其實有可能是自身參與能力不足,聽不懂報告,也提不出有法律或政策依據的意見。

                這時,環保社團組織就非常重要,他們既能堅定地站在群眾的立場,又能進行專業對話,而且作為群眾意見的整合和代表,他們的聲音更容易得到重視。國外環保NGO的規模和專業性,正是得益于把NGO當成反映民情民意、監督政府行為的必要存在,依法給予正當身份和適當資助。

                最近有地方環保機構的專家反映,當地污染場地調查修復工作由于得不到具體負責的鄉鎮政府和街道辦事處的認識和理解,推進起來很困難。

                試想,如果有環保社團組織深入社區普及污染場地危害和治理知識,自下而上地推動基層政府重視,并組織居民參與治理方案的討論和決策,不僅能更好落實工作部署,也能降低被投訴的可能,還能讓污染責任者頭上“社會監督”的箍收得更緊,從而更重視對生產場地進行污染預防和調查監測。

                第三,要實現實質性參與,避免走形式,“提供便利”特別重要。便利有方式上的,也有時間上的。

                在國外,對污染場地進行全面調查分析后,包括場地背景、污染物的種類及分布、周圍可能受影響的居民及公共場所以及污染企業的相關信息會被寫成信件,寄到場地附近的居民家中,請居民回答簡單的問題以了解他們的關注程度,并附上回執信封便于及時反饋,同時走進社區,當面訪問征詢。

                之后留出一個月時間供公眾考慮形成想法和意見,再召開討論會,參會代表可多至200多人,不限身份,討論時間可以長達數個小時,討論不充分還可以再開會,連會議時間都盡量安排在晚間。這就是提供了參與的便利。

                反之,如果項目建設或污染的信息籠統概括、含糊不清,不發信件郵件而是簡單地貼在某處或是掛在網上很難找的地方;涉及十幾項措施、數千乃至上萬字、含頗多術語的征求意見稿,反饋期限只有5天~10天,要上班要忙家務的居民連充分讀懂文件都怕來不及,更不要說開會商議和起草意見;討論會和聽證會參會范圍小,參會人利益關聯程度低,甚至出現某些聽證“專業戶”。這就造成了參與的不便,而且是沒有誠意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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